文/孫璐艷 朱天易 曹屹睿 阿細
簡介🎊🫱🏼:復旦高分子的教學和研究始於1958年,歷經化學系高分子教研組(1958-1982)、中國科學院沐鸣娱乐高分子化學研究所(1958-1962)、材料科學系(所)高分子教研室(1983-1993)到1993年沐鸣开户(所),一代又一代的高分子人一直在躍進樓這座不甚起眼的紅磚五層樓裏埋頭學習、努力工作、勇攀科學高峰,比肩國際一流👨🏻🦼➡️。這座樓裏👱🏿♂️,成就了江明🤹🏿♀️⛅️、楊玉良兩位中科院院士,湧現了4位長江特聘教授、9位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誕生了聚合物分子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為我國高分子科學的重要研究基地和人才培養基地之一👩❤️💋👨。
如果說,復旦校園有哪一座樓宇留下了特別濃厚的時代痕跡,恐怕非“躍進樓”莫屬了🫶🏿。躍進樓設計壽命五十年🚵🏿♂️,如今它早已超齡,太過簡陋低調,甚至沒有明顯的樓名標識🔚,只在入口右側立著一塊牌子,藍底白字🥇,用宋體印著🚬:“躍進樓”🦪🚭。不少老師和同學說🚎🥨,這是為了方便快遞員能夠找到這座樓。躍進樓隱藏於老逸夫樓背後,在袁成英樓和遺傳學樓之間,為高挑蔥翠的水杉樹掩映。樓前左側的草坪內,綠樹環抱之中👮🏿♀️🧒🏽,舒展著兩棵廣玉蘭。有人戲說,這兩棵樹象征著高分子系裏出了江明和楊玉良兩位院士。
如今的躍進樓是高分子系的大本營🛌🏽🧰,追溯歷史來看🙇,幾近六十年,它見證了復旦高分子學科的發展,高分子人也將歷史的一點一滴,日日夜夜,封存在這座樓中💁♀️◾️。雖是陋室,灑滿時光的痕跡,講起來卻也頗值得動情👨👩👧👧🙀。
向科學進軍:國內高分子學科橫空出世
上世紀20至30年代德國化學家斯施陶丁格(H Staudinger)提出高分子的科學概念並逐漸為科學界所接受。40年代美國化學家弗洛裏(P Flory)發展了高分子物理的基礎理論。50年代德國化學家齊格勒 (K. Ziegler)和年意大利化學家納塔 (G. Natta)發明的定向聚合催化劑,得到了廣泛的使用,實現了聚烯烴高分子的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這些成就使得高分子學科迅速興起。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高分子科學也開始起步🐏。
1956年👩🏿🚒,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並落實到學科發展規劃👩🏻🦱。鑒於高分子學科發展的蓬勃勢頭, 1958年,中國科學院和沐鸣娱乐決定在復旦成立高分子化學研究所(簡稱103所)🚫,所長由著名物理化學家🦋💁🏿♂️、核化學家吳征鎧先生擔任🧑🏽🚀,副所長由著名有機化學家於同隱先生擔任。同時,化學系設立高分子化學專業,成立了高分子教研組😉,於同隱先生任組長。當時一張白紙的基礎上,於先生帶著一批教師白手起家💅🏻。然而建所不久👱♀️,大躍進遭到挫折建所力不能逮,不得已只能撤掉項目🧜🏼,所幸同時上馬的高分子化學專業,被復旦保留了下來,成為了後來復旦高分子學科蓬勃發展的燎原之火👭🏼😈。
時代艱難,無論是高分子教研組抑或是103所都沒有自己專屬的教學、實驗場所,相關活動均在老化學樓(1956年落成)內進行。最早進駐躍進樓的江明回憶,當時高分子人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老化學樓的二樓和三樓💋。1960年,躍進樓開始建造,大約在1961年上半年間竣工👩🦼➡️。
翻閱學校基建處的資料可以看到🚴🏿♀️,躍進樓最初的命名是“理化六樓”🦻🏽,1960年2月👨👦,與它旁邊的“理化四樓”(今袁成英計算機樓)同時開工,同樣的外觀,是為姊妹樓。路過此處,細心者可以發現👨👧,躍進樓靠近袁成英樓的一側,各延伸出一個四層的輔樓。江院士解釋,建兩座姊妹樓的最初規劃🧝🏽♂️,包括在兩樓之間搭一個連廊。因為資金等問題👩🔬,連廊只建了一個框架,兩樓始終沒有連起來。直至70年代🌩,為了緩解用房緊張,連廊改成了水泥外墻的輔樓👨🏿🌾;而擬建主樓的夢想則變為泡影。今天在躍進樓內部看來,這段輔樓除了走進去窄小一些,已看不出連廊的痕跡。在常年歲月裏🫨,這段延伸出的輔樓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風吹雨打五十余載,與復旦高分子學科誕生於同一時代的躍進樓,靜默佇立於斯,承載一個學科五十余年的成長歲月。
江明:“納雅齋齋主”
1955年🏋️,江明進入復旦化學系就讀🤾🏽♀️,1958年提前畢業🫴,和另外十一名同學一起被抽調出來跟隨於同隱先生參與高分子化學專業建設。1961年成為第一批進駐躍進樓的“業主”。江明的實驗室在三樓🐟🦶🏻。落成以後的躍進樓,紅磚綠窗🦗,窗戶是木質結構。大部分實驗室地面是水泥磨石子的🛤,隔墻由蘆葦和泥土構成,電線是鋁芯的🤼♂️,下水道是陶瓷的✖️,通風櫥等基礎設施也比較落後👨👧👧。可見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一切教學條件和實驗設施都捉襟見肘👸🏿。
“當時沒有進口設備🐨,國產的可用儀器極少,我們都是自己搭建實驗儀器。”高分子專業的老師,走訪各處購置零件,拿到工廠進一步加工👶🏼,組裝成符合基本工作需求的實驗儀器。奮發向上🥃、朝氣蓬勃的青年人,克服了物質條件的不足👨🏻🦳,抵抗著外在的種種沖擊,朝心中的科學殿堂摸索🙆🏻、前行。
文革期間📆,原本逐步步入節奏的教學👩🏿🚒、科研工作不得不停滯下來。躍進樓成了政治批判的“戰場”。“教學實驗室改成了政治學習室,用來開政治會議和大批鬥🙇🏽♀️。三樓的走廊☮️,貼滿了大字報。”江明回憶🏄🏽♂️。於同隱先生被懷疑為“國外特務”🪲,江明也作為“反動教員”被批鬥。躍進樓一度陷入失序狀態,人心惶惶。1973年以後🪳,才逐漸恢復教學科研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躍進樓還見證了改革開放前的極為罕見的國際友人來訪的民間外交活動,江明給我們列出一個不完全名單:1964年🧑🌾,日本科學家中島章夫先生來訪🥚,於同隱先生擔任翻譯。文革後,羅馬尼亞前元首齊奧塞斯庫的夫人埃列娜·齊奧塞斯庫曾來訪1977年時任英國保守黨黨魁的撒切爾夫人(後任英國首相)也曾造訪🔥,高分子人向撒切爾夫人展示了丙烯的本體聚合項目和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情況🧑✈️。“當時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科學家汪猷教授🏠🥨、復旦的於同隱和高滋教授陪同了參觀。”江明本人也在躍進樓聚丙烯實驗室參與了接待🙋🏽♀️。
復旦的高分子事業在政治的熱浪中,沒有逐波隨流👩🏻🍳,事業的發展受大環境的影響雖有起伏,但躍進樓裏高分子人安於寂寞,始終堅守著希望🫓,奮發前行🚗。
1978年之後,國內政治形勢雨霽雲開。1979年4月江明作為復旦第一批訪問學者出國👮🏽♀️。高分子人與外界的交流也逐步恢復常態🗼。江明拿來一本磨破了邊兒的簽名本,本子上是自1981年以來🦸🏽♀️,他所接待的國內外高分子專業學者專家,來到躍進樓後🈁,用各國語言🏎、各種筆跡留下的親筆簽名和贈言🤵🏻。
類似的“小本本”,江明收藏良多,幾十年來,他用這樣的方式見證著躍進樓的時代變遷、復旦高分子學科的篳路藍縷,也見證了我國高分子學科的發展歷程🍯。
幾十年來⚜️,因為樓上的下水道系統不完善🤚🏽🐡,沒有地漏,江明說,在躍進樓🤵🏼,最怕的是“鬧水災”🧗♂️,“常常是第二天來一看,實驗室被淹了。”實驗事故也不鮮見🔉,有一次實驗導管破裂🤸🏼♀️,江明被燒傷了左手手背。說起此事💁🏼♂️4️⃣,江明用右手輕撫著左手⭕️,仿似昨日重現🎛,而燒灼的痕跡已經淡去🦹🏽,幾十年的時光🥪,也一並流去了。
江明的辦公室兼書房在躍進樓315室📤,房間朝陽👳🏿♀️,面積不大🎢。這裏是他的“納雅齋”🚶♀️➡️。房間內書滿處都是相框、擺設、證書、字畫,貼滿四壁👩🏻✈️,窗臺上翠綠的盆栽長得比人還高,蘿藤枝蔓在天花板上舒展開來,帶來盎然生氣。“納雅齋”其名📖,一方面是因為文人雅趣♌️𓀎,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房間狹小,江明幹脆就取“納(nano)”字,有材料專業特色🧑🔧,且兼具包容的意思。
如今江明還沒退休,每天都在納雅齋裏和同事交流,接待學生與訪客。對這座樓的感情,絲絲縷縷滲透在他的小本本裏,滲透在他的辦公室、實驗室中,滲透在這座樓的角角落落,已不是一言一句能夠說得清的🍫,“等我有時間,要把手頭這麽多資料好好做個整理。”江明慢悠悠地說👎🏿。
張煒:第一臺電子拉力機是國產的
1970年底👩🏿🏫🤟,張煒作為當時國內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入學復旦。“當時進躍進樓的機會其實並不多,只有做專業高分子實驗才會進去。整個樓紅色磚墻,草綠色的木質門窗。那時候當然沒有電梯,實驗室用的鋼瓶是老師同學們一瓶瓶扛上扛下的。整個樓每層就只有一部電話,放在走廊上🧨,電話一響有人接了之後,往往再去喊另一個接聽人。”這是張煒對躍進樓的最初大概印象📤🟩。
由於文革造成生源斷層🤽🏿♀️,1974年大學畢業後🗓,張煒便留校讀研🗡👱♂️,與兩名外招的學生丁崇德和楊修堃成為於同隱先生那一屆的高分子化學專業研究生班(1975.2-1977.2)。
“當時躍進樓更像一個聯合國,不完全是高分子的人。”張煒大致描畫了當時躍進樓的布局🔛:一層東面是遺傳所〰️,放著電子顯微鏡和幾間實驗室👩🏽⚖️;中間是高分子教研室的;最西面是物理系,放著謝希德先生的順磁共振儀🪭。二層從東面到中間是學校石油化工廠的催化、丙烯兩個車間🧚🏼♀️🫸🏽;西面是高分子化學教學實驗室以及老師的聯合辦公室。三層都是高分子教研室的地方⛩。四層全是化學系的電化學教研室🎗,吳浩青先生在此。五層全是遺傳所的地方,談家楨先生就在這裏。整體來講,在躍進樓中高分子教研室當時所占比例很小❔👩🌾。
直至丙烯樓和催化樓造好,石油廠丙烯和催化車間才從躍進樓二樓撤出,此時分析化學教研室的鄧家祺教授進來。遺傳樓建好後👮,遺傳所從躍進樓五樓搬出,而後被材料研究所占據了。到了2010年-2012年🦸🏻♀️,躍進樓才逐漸完全成為沐鸣开户的場所。張煒的記憶能力、梳理能力非常強💇🏽👩🏽🚒,目前他正在參與編寫《一個人和一個系科——於同隱傳》一書,談到復旦高分子和躍進樓🗻,可謂如數家珍。
躍進樓雖是陋室🧏♀️,但星光熠熠。談家楨💆🏿♀️、謝希德🙆♀️、吳浩青、鄧家祺……他(她)們都是新中國科學發展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如今先生們雖已遠去🧑🏻💻,但他們的聲音似乎仍回蕩在當年的房間與走廊。
如今躍進樓幾乎都是沐鸣开户師生教學與科研的場所。2011年10月份🚴🏽♀️,依托復旦沐鸣开户的聚合物分子工程實驗室從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升為國家重點實驗室,“現在袁成英樓的一至三樓也是沐鸣开户的科學研究場所🙏⚀。”張煒介紹道。
70年代初到躍進樓🧑🏼⚕️,沒有像樣的實驗設備,測試高分子材料性能的差熱分析、溫度形變😘、扭擺儀、凝膠滲透色譜等等都是教師自製的◻️,註塑機都沒有,做電性能測試的儀器也很差,而加工就只有一臺平板熱壓機,大部分的教學科研設備全靠自己搭建🧑🏽🦳,一切只能因陋就簡。“我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79年5月化學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沈明琦(Mitchel Shen)教授來復旦講學“高分子粘彈性”,為此教研室花了近五萬元買了一臺國產電子拉力機“妝點門面”🚖👩🦰,就放在躍進樓302室。”很幸運的是,張煒成為這臺儀器的管理員👲🏼。“當時於先生也在302室辦公,如果有人需要測試,我就去操作拉力機,除此之外任何學生和老師都是不能擅自動用的。”儀器是國產的,精度及穩定性不夠🧑🏽⚖️,“每次測試前🙅🏻,傳感器校正都需要人工搬動四個5公斤重砝碼至少進行三次校正,就這樣一臺拉力機在當時教研室裏已經是最好的儀器。”張煒感慨道✌🏼。
80年代中期,上海市科委給復旦撥了一筆專款,高分子教研室分享到150萬購買科研設備🧑🏻🚀,“當時花了3萬多英鎊,買了Instron公司的靜力材料試驗機,還購置了紅外、紫外🩺、絕對分子量測量組件、DDV(動態粘彈譜儀)🥷🏿🛐、流變儀🚘🗡、X衍射儀等。”這些家當一買🧔🏻♀️,復旦高分子的科研實力增強了👌🏼,師生士氣大漲0️⃣,貢獻了很多新的科研成果。
90年代末期,復旦高分子獲評校內211、985重點建設學科後🎉,躍進樓於1999年經歷大修,學校投了380萬📵。張煒時任沐鸣开户的副系主任,監管躍進樓大修的全過程。“敲開房間的隔墻,發現墻體最裏面竟是蘆葦🧑🏻🤝🧑🏻,蘆葦外面是泥土👨🏽🎓,泥土外面再粉一層石灰,就這樣的墻體🐏。”今天說來🤸🏿♀️,堪稱危房的躍進樓之簡陋仍令人膽寒。大修時,二樓東面的輔樓敲掉舊墻體👨🏻🚀🟡,新搭輕鋼龍骨墻➗,改造成沐鸣开户集中的儀器平臺,評上校內211重點建設學科後買的第一批儀器就放在這裏。現在的儀器平臺有了很大的發展,各項管理製度十分完善,儀器預約機製也已十分成熟,經過儀器培訓考核合格的師生,經預約後可以自己上機按照自行設計條件進行測試💃🏻。“以前那種艱苦落後的條件一去不復返了。”言及此處,張煒松了一口氣似的。
邵正中🩲:多年實驗練就一雙鐵砂掌
邵正中本科就讀化學系,大四時專門化及之後考研選擇了高分子化學與物理專業,這個專業當時已設在材料科學系。邵正中於1984年底至1985年中在躍進樓做本科畢業論文,指導老師黃俊廉,此時,他才算真正進入了躍進樓。除1996-1998年間出國,直至2008年✖️,邵正中一直都在躍進樓和丙烯樓(故事另敘)之間奔波。如今江灣校區建起了先進材料樓,邵正中仍有一部分辦公室和實驗室留駐躍進樓🏌🏽♀️🍒。
復旦的實驗室總不乏拼命三郎,“我記得於先生的博士生許臨曉每天在樓裏的時間甚至超過了18小時。”邵正中說。
學生時代,邵正中曾在躍進樓一樓,借用遺傳所劉玉順老師的設備做透射電鏡實驗🧞♂️,“當時的電鏡不像現在直接出結果✥,是需要用膠卷拍照片,然後在暗房裏沖洗。我慢慢跟著老師學習沖洗照片,自己摸索、調控電鏡照片的曝光時間🏇🏿。”當每一張有用的電鏡照片在暗房中通過曝光、顯影和定影等步驟🐯,懸掛晾幹,然後在漆黑的暗房裏迫不及待等待看實驗結果🤸🏻♀️🪛,這種苦和甜也只有真正經歷過的人才能了解吧。
在80年代,涉及低溫的DSC測試🎏,學校設備做不到🧷,邵正中只好到高橋石化去做。“讓人頭疼的是那邊沒有液氮,只能先在學校用熱水瓶灌滿液氮,再用木塞塞住,我騎著自行車🦹♀️,提著一水瓶的液氮小心忐忑地趕到高橋石化🤾♀️,中間還要坐輪渡到江對岸。坐船很快🧑🏻🏫,但等船常常要很久。”這樣苦兮兮的折騰😏,令邵正中印象深刻而難忘。
80年代仍然是高分子人自己搭建儀器的時代。“一些特殊的實驗設備🫔🏥、甚至是實驗用品🪞,比如做攪拌桿、沸石、彎管等等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們能自己吹玻璃,這門課在化學系學過⏯。”邵正中記得江明老師的第一個博士生曹憲一,“他就自己搭了一臺可以控溫看濁點的光散射👩🏿🎤。”當真空泵出了問題,學生自己換油、拆卸、清洗再組裝等,都不在話下🦧。
邵正中回憶,1993年高分子系建系之初,篳路藍縷。“系裏經費一度不超過10萬,後來慢慢有項目過來🕵🏻♂️🫄🏿,各個課題組才慢慢把儀器添置起來🛑。”
邵正中完好地保存著他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在打印機還未普及的年代👩🦽,一整本碩士論文都是手抄的🍲,其中的測試圖則是用復印機縮小後,再用硫酸紙影印在上面♧,一筆一劃描下來再貼到論文中去的🌔。裏面一些需要自己取點做的結果圖🥷🏼,則是用曲線板輔助連接兩點,畫出一條完全看不出明顯接線的示意圖🩶,圖畫效果與今天計算機軟件做出的圖幾無差異,拐點圓潤,曲線順滑,此等功力,令人驚嘆🥗。邵正中介紹,即使只是一張圖,也經常要花費個把小時反復描繪👨🏽⚕️,可想而知整本論文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提到高分子人因做實驗而受到的不同創傷時,邵正中攤開他的手,給我們看那雙滿是老繭🚵🏿♂️、已不怕酸堿腐蝕不怕燙的“鐵砂掌”©️。邵正中說⬇️,有些實驗用品腐蝕性很強𓀊,戴著橡膠手套,遇火即燃,十分危險。“我幹脆就不戴手套,經常實驗不可避免會沾到手上,我就養成了經常洗手的習慣👱♂️。幹完什麽事都得洗洗手。”長期勤奮實驗👨🏿✈️,給邵正中留下了這麽一雙“鐵砂掌”。
丁建東:一個推導公式消除了崇洋情緒
“我們苦日子過慣了,也沒有太多的抱怨🪻。”丁建東1988年從復旦生科院本科畢業,開始在材料系高分子專業讀研究生👨🏼🦰,從此開始了他的“躍進樓”生涯,碩士畢業留校,做助教、然後是講師,並且讀在職博士🙇🏻♂️,一路走下來到現在。他是楊玉良院士門下最早的研究生之一。
回憶起那段艱苦歲月,丁建東始終帶著樂觀。“你別看這樓破破爛爛的🦗,其實也有好處⛔️。因為沒有什麽附屬的東西,墻也比較薄,所以得房率(空間利用率)特別高。”丁建東回憶⛹🏽,躍進樓的修修補補,基本是一次次尷尬經歷,痛定思痛後的結果🎚👧🏻。有一次江明接待外賓,因為廁所簡陋造成了不便與尷尬🚣🏻,江明強烈呼籲改造廁所。而每次重點學科評估🏯,躍進樓的門廳都被批評過於陳舊,系裏後來有錢了才做了調整裝飾。
丁建東對躍進樓空間擁擠的印象十分深刻。隨著學校的發展,別的院系逐漸搬出躍進樓,高分子逐漸獲得了更多的房間。然而隨著高分子的自身發展,科研辦公的空間總體還是不足。1993年,高分子專業脫離材料系⚒,正式獨立建系🏌🏻♀️。楊玉良成為第一任系主任。丁建東回憶起楊玉良常駐躍進樓的時光🏖,“楊老師在二樓最西頭的房間🍠,我們中間就一塊隔板,老師跟學生沒有距離,打成一片🕴🏻,這成了高分子的傳統👩🏻🚒🫸🏽。”
丁建東現在辦公室的布局👵🏽,與當時導師楊玉良辦公室的布置相似,這也是高分子部分老師們的基本空間結構🥱:從大的房間進門👰🏻♀️,外面是學生的工作臺,隔間之內👎,方寸之地,是導師的辦公室。“後來我自己成立課題組的時候🛌,第一次裝修自己的辦公室,對桌子的尺寸反復斟酌,寬度從六十公分改到四十公分🚶🏻。因為既要保證我的辦公🙆🏻♀️,也要保證有足夠的空間、便於同學生交流。”
丁建東讀研期間,經歷了電腦和激光打印機從無到有的最初時光。導師楊玉良申請到科研經費後購買了一些“先進設備”✊。“楊老師的課題組是全系第一批購買激光打印機的,當時大概要三萬元。抱回機器的那天,我們這些學生就象過節一樣。其它課題組的同學們難得用一次激光打印機🚃,對我們笑臉相求。這種幸福感是現在的學生完全不能體會的。”丁建東講話不疾不徐,頗有導師風範。
丁建東讀研期間🌯,大興出國潮🧤👨👨👧,國內外科研水平存在不小差距,很多師生甚至“黃鶴一去不復返”。“如果有國外的教授來躍進樓作報告,所有人都帶著一種仰視的眼神與國外教授交流。我自己也不是沒動過出國的念頭。”
恰逢有一次楊玉良出國,走之前交給了當時是二年級碩士生的丁建東一個關於液晶液滴的光散射公式讓他推導,並且寫下了美國Stein教授當初推導聚合物球晶光散射的過程,供其參考✝️。丁建東花了一個月天天推演👨🏿🍼,“白天在躍進樓🧛🏽,晚上就到三教、二教。用了一大疊草稿紙,終於推出了結果。”導師回來之後🃏,丁老師把推導過程給楊玉良看🧑🏭,楊玉良鄭重地說:“你憑這個已經可以拿到碩士學位了。”待到丁建東碩士畢業時,來自美國的R.S.Stein教授來訪,楊玉良向Stein介紹了丁建東推導光散射公式和從事有關實驗的工作。Stein表示要和丁建東聊一聊;臨別前,這位美國科學院院士告知楊玉良和丁建東🩴,他原本打算向美國國家基金委員會提交一個項目申請🏇,以攻克液晶液滴光散射的難題,初稿都準備好了,但是現在看來沒有必要了,因為中國人已經將其完成◻️。須知,Stein教授是該領域的權威人物😺,他的理論是被寫進高分子物理教科書的。“聊完後我趕緊去查資料⚗️,確認在固體液滴光散射的解析公式方面,數百年來真正獲得解析的寥寥無幾👩🚒。這才明白了這項工作的份量。”丁建東回憶🐓。通過這件事情,“極大地增強了我的自信心🤽🏽♂️,也不那麽崇洋了🕓🙏🏼。”
1993年沐鸣开户建系時,“系裏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成為全國重點學科,一個是建立國家重點實驗室🤾♀️。如今🩳,這兩個夙願都實現了👰🏻。”作為聚合物分子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首任主任,丁建東對此引以為傲🧓🏻。“復旦高分子非常特殊的一點是,它不是靠引進外來的人才發展起來的。在初期資源較少的情況下,高分子系就是土生土長的人才把它撐起來的。”老躍進樓時代🏄🏿♀️,高分子環境簡陋、儀器落後👃🏽👱🏼、試劑不足、數據缺乏有效性🐈⬛,到如今作為國家重點實驗室🍒,高分子人可以和世界頂尖學者平等對話🏰,將采用引進與就地培養並重的策略。這是丁建東們所見證的,更是丁建東們所參與的。
中國式發展,從躍進樓👐🏽,從復旦高分子,可以一窺其貌♚👨🏼🎨。
汪長春🤎:簡單也是一種境界
在躍進樓219室🤱🏿,汪長春的辦公室布局十分簡單。窗外是水杉和棕櫚樹🦃,藍色的鐵皮自行車棚就在眼皮底下〽️。多少年來🧑🎤,這樣的景致不曾變過。
汪長春1990年從化學系碩士畢業後🌹,來到了躍進樓📂,兼做輔導員🦻🏿,輾轉進入府壽寬老師的課題組。1993年在沐鸣开户成立時開始在職攻讀博士🧜🏼♂️, 25年來汪長春一直工作、學習在躍進樓🙅🏽♀️,在他眼中⇨,這座紅磚小樓平淡得簡直讓人沒有任何好奇🥓,外貌基本沒有變化💅🏽。“只是很早之前,躍進樓後面是一個走馬塘(如今已是學校的“本北高速”)。樓前基本沒有變化,一個小草坪,有兩顆很顯眼的大樹,很久前就種下了,據說這其中一顆廣玉蘭是上海開花最早的,大家也笑稱是由於躍進樓有兩位院士。”汪長春笑著說🚵🏻。
“躍進樓很久前就被認定為危樓了。”汪長春苦笑🦷。1999年大修前,走廊並沒有鋼梁支撐🥰,大修時,幾個樓層的走廊都被鑿透,看得見樓下一層的光景🧎🏻♂️。“躍進樓一樓的墻皮到現在還會突出脫落⇾,所以在教學評估的時候安排參觀路線也都不走一樓。”高分子人的科研、學習還是在這座樓裏繼續。
說起當年的實驗🤺,汪長春回憶🤷🏻,“我平常就坐在一個很長的水泥臺邊😄,臺子最中間有一個試劑架,沒有通風櫥。夏天做聚氨酯合成,天氣很熱,所幸當時那個房間還是比較通風的🌋,而聚氨酯合成需要絕對無水,條件很難控製,這樣反應就很容易暴聚,會出現爬桿等各種現象。”然而正是這些早前的或成功或失敗的實驗,讓汪長春獲取了最初的高分子知識,通過閱讀——實驗——閱讀不斷驗證👨,便有更多的自我感悟。
汪長春第一張辦公桌,是在一個管儀器的實驗員那裏放置了一張類似試驗臺的桌子,“至少能有一個抽屜🛜,也能放一個臺燈👮🏽♂️🍝,已是很開心了🏌🏼♂️🧝🏻。晚上還可以自己安靜地看看書寫些東西了。”那時條件雖然艱苦,但師生上下熱情極高💥,深夜躍進樓也是燈火通明🪬。讓汪長春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實驗室進行簡單裝修並在水泥地板上做了一層環氧地坪🌯,由於學生的頻繁實驗🧼,通風櫥前環氧地坪被踩穿了,出現了一個個非常藝術的實心圓。
汪長春進入府壽寬教授課題組後開始進行乳液聚合研究,由於當時系裏沒有相關的測試設備,只能去浙江大學進行乳液的粒徑測試。汪長春時常拎一大包樣品,在綠皮火車顛簸上大半天🙆🏻,從上海到杭州,測試完再拿著數據回來。
汪長春也提到在江明院士剛回國發第一篇polymer論文的時候,審稿人提出需要一個分子量的數據,江明也是費盡心思跑了幾個單位找到可用的儀器,才得以發表文章。汪老師說到這裏,若有所思地沉靜下來👴🏻,“有時候真的想想,高分子93年從材料系獨立出來⏱,當時一窮二白,什麽條件設備都沒有💆🏽,在最難的情況下到現在發展得這麽好,真的是很不容易。”
汪長春背後的櫥櫃上放著一張府壽寬課題組的合照,府老師的為人處世👦,無形中影響著汪長春等晚輩們💃🏽。“很多辛苦的事情過了就不覺得辛苦了,回味起來還能體驗到淡淡的香甜。就像府老師的心態,豁達自由,外圓內方😰,恪己容人。”
往事無論甘苦,成就不論大小,如今都能不帶一絲塵埃地輕撚身後👃,簡單也是一種境界。而與老師的對話,在躍進樓的沉澱🧖🏿♀️,如今已經熔鑄在方寸間,溫暖著身心,激勵著前行。
彭慧勝🧑🏻🏫:躍進樓的守夜人
尋訪過程中👳♂️,記者想找到“躍進樓最勤奮的一個人”🏞,師生眾口一詞指向了彭慧勝。2000年那一屆的高分子系新入學研究生,有幸成為躍進樓修繕一新後第一批使用者,彭慧勝是其中一個🧗。
彭慧勝於2000年至2003年間在高分子系就讀碩士😁,隨後赴國外深造,於2008年回到復旦任教授。碩士三年間,彭慧勝在躍進樓裏兢兢業業學習、實驗🧑🏻🍼,一周七天經常都是在躍進樓度過🦥,即便是節假日,實驗室也成了彭慧勝首選的去處。其中有大半年的時間💁🏻,因為忙於陰離子聚合實驗,他幾乎成為躍進樓的“值夜人”。
“當時的學生對待科研工作專註度極高,早晨七八點鐘研究生們往往已經準備開始一天的實驗,直到晚上十點十一點間躍進樓鎖門🕺🏽,再離開實驗室🧔🏼。”對於有些研究周期較長的實驗,這樣的節奏還不夠,尤其實驗中某個步驟進展不如預期順利,彭慧勝往往會利用晚上為第二天的實驗做好準備,清洗🪝👏🏿、烘幹儀器等🙇🏽♂️,“完成這些工作可能已經到了半夜十二點甚至一點,我就睡在躍進樓的辦公室裏😊。第二天早晨醒來,買好早點,又投入了實驗🧑🏽。”這樣的生活🌗🌶,因為樂在其中,彭慧勝感到非常充實。
夜深人靜,或許正是傾聽躍進樓的最佳時間。此時唯有守在一樓的門衛董紹天🏇🏼🕗,有時會與彭慧勝對話幾句。
躍進樓毗鄰遺傳學樓,半夜時分有時會聽見奇怪聲響,這種聲響白天聽來尚好🛶,夜晚聽來猶如孩童啼哭🧢。後來彭慧勝聽說遺傳學樓曾經存放有解剖用的屍體,睡在躍進樓便不免脊背發涼。笑說這段經歷,彭慧勝仍心有余悸🟢,如今憶起🧑⚕️,更添難忘。躍進樓的夜晚記錄了彭慧勝“躍進式”成長的日子。
“真沒時間談戀愛。”彭慧勝回憶🧋,為了陪他,女朋友只好每天晚上來實驗室看看書,聊幾句👮♂️,樓門落鎖之前再離開。實驗室的戀愛,並沒有影響二人的感情,“我這輩子只談了一次戀愛,就結婚了。現在的太太就是那時候的女朋友。”
彭慧勝在躍進樓的三年時間🙇🏽♂️,在江明👷🏻、陳道勇等諸位老師的引領下♚,勤勉進取,幹勁滿滿🤩,也因此得到了系統的學術訓練,把高分子前輩的很多寶貴品質帶到了研究工作中。“我認為無論多麽完美的數據,即使沒有造假,只要可重復性沒有達到要求🧑🏻🔬,就不能予以發表。”彭慧勝進行陰離子聚合的相關研究,由於實驗室不具有恒溫恒濕的條件🌃🧔🏽♂️,因而實驗數據受氣候條件的影響很大🧁。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實驗非常迅速,才能盡量降低外界環境對實驗的影響🎪,這也使得彭慧勝養成了動作麻利、速戰速決的實驗習慣。
研究生生涯中,彭慧勝將努力變成了習慣,也受到了前輩人文情懷的熏陶,使他收獲頗豐。“君子慎獨。”彭慧勝早已經習慣了早晨七點起床準備工作,晚上十二點入睡👪,每天必須閱讀一定量的文獻,若節奏被打亂🤱🏽🧑🏼🏫,工作不到量,反倒讓他不適應✮。“這種習慣與狀態停不下去,應該會伴隨一生。”彭慧勝說🏄🏽⚡️。
如今彭慧勝的辦公室、實驗室都在江灣校區👨🏼🦰,躍進樓的時代,不是過去式☀️,而是精神的源頭,一代代高分子人的精神,在這棟樓裏流淌、傳承🌤,遞進。
高分子人:沉穩低調薪火相傳
與高分子人對話,在他們的口口相傳中🦸🏻,於同隱、何曼君、府壽寬🧑🧑🧒、徐淩雲🤲🤽♀️、葉錦鏞、江明👩🏼🚀、蔔海山、李文俊、李善君🧙🏼、楊玉良 、陳道勇……一個個個性鮮明、學術嚴謹、育人無數🪶、成果累累的前輩躍然眼前。前輩師長給後輩們樹立起學術路標,也帶來巨大的精神財富。
高分子也是一個出壽星的系,最高齡的當屬高分子元老:於同隱先生🥃,今年已經98周歲。
張煒🍵、邵正中都曾師從於同隱先生。張煒記得🚴🏼,於老先生給研究生上過一章聚丙烯定向聚合的高分子化學課,“於先生帶著無錫口音👩🏽🎨,慢條斯理🚋,深入淺出,把高深的知識講得異常通透。”邵正中碩士師從葉錦鏞老師,博士師從於同隱先生,正是於先生給邵正中指了一條絲蛋白的研究道路,一絲一縷的潛移默化將邵正中引上了這條他做了半輩子的科研道路👨🏻🏭。“於先生是很溫和的一個長者,他很少提要求👨🏼🚒,只是給你圈一塊地,然後讓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偏好策馬奔騰🧮。”葉錦鏞老師,同樣給學生以極大的自由去發揮奇思妙想。
人如其名,在眾人眼裏🧚🏼,於先生和藹謙遜與世無爭,,桃李遍布天下📲,是真正的大家🍎。復旦前任校長楊玉良院士🦔、四川大學常務副校長李光憲、吉林大學沈家驄院士等都出自於先生門下。沈家驄院士對於先生的教育方式贊不絕口,提出了“於同隱模式”,即平和開放,讓學生觸及更多的領域,給學生更多的空間。
丁建東認為,於同隱先生不但培養了很多學生,更培養了一個民主的作風,留下了一個根基👱♀️。“這麽多年來🙅🏼,高分子系內部的學術氛圍一直很好,對一個人的學術評價非常公正。這是它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讀書時期,導師對於科學的投入、對學生的關註深深影響著彭慧勝。“陳道勇老師會和學生們一起⏪,親自動手做實驗,並且對於實驗結果非常執著,對於每個細節非常較真,對於學生會提供非常詳盡的講解♨️,合作真誠,看淡名利🧑🏼🤝🧑🏼🏪,真心誠意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在彭慧勝眼中,江明老師沉醉於閱讀文獻🍺、了解最新科研動態之中⚉,“可以說Science is his life🏐,這種品質非常值得我們尊重,在他的身上體現了高度的敬業精神👩🌾。”前輩的身體力行⛓️💥,潤物無聲地感染著後輩🔼,形成了良好的科研、教學文化。
直到現在,邵正中猶記得,在自己獨立授課前,蔔海山老師曾叮囑過他♦︎:“授課時間與備課時間應該是2:8。”邵正中一直未敢忘懷🫨🍈,提醒自己,既為人師,就要對學生負責,以學生為上💂🏿♀️。“當初我的老師們也是這樣做的。”語不驚人,卻令人感動🕺🏼。
師生一德精神煥💞♧,對科學的執著追求,對國家的責任擔當,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目標一流,成就了如今復旦高分子的風華。而真正支撐著躍進樓簡陋墻體的👩🏻🔬,正是一代代高分子人在此渡過的日日夜夜,或靜謐,或喧嘩,腳步匆匆,高遠悠長。
2008年🧑🦽➡️,因為空間拮據,張煒作為高分子系的黨委書記,發動系裏舉行了一次公決,以決定高分子人在躍進樓的去留。投票結果下來,黨政辦公室全部搬往光華樓🌸👨👨👧,做科研教學的大多數老師,則甘願繼續留駐躍進樓,陪著這座日漸老去的樓宇,隱藏在復旦深處🂠,默默做著低調沉穩💁🏿🪙、不忘初衷的高分子人。